如此城市｜沪漂美国人沈恺伟：上海就是我的家而非第二故乡

  2001年，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，展示出自由开放、生机勃勃的面貌。彼时的上海像一块巨大的“磁铁”，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国的人来探索与冒险。

  2005年，24岁的沈恺伟从家乡迈阿密辗转香港，来到上海当厨师，成为了万千外籍“沪漂”中的一员。这一待便是近二十年。

  沈恺伟把自己的经历写进了新书《洋盘》中。穿越在两种文化之间，他带着“局外人”的好奇，观察上海城市中的人和事——寻访手工锅匠、测评上海小笼包、与“牛油果阿姨”和“啤酒阿姨”交朋友……他写到外国人在沪的社会圈，谈如何在中国租房、看病。他还意外发现家族故事，重访祖辈在华留下的痕迹……

  “上海是我的家，我不会称它作第二故乡”，对于扎根在此的沈恺伟来说，上海既不是他乡，也不是故乡，而是生命热情真正得以延续的地方。本期如此城市，恺伟和你讲述他与中国城市的故事。

  09:13 当两种文化相遇时，外来者总会建立起自己所熟悉的世界，这就是“泡泡圈”

  2005 年夏天，我来到上海。在这之前我从未到过中国大陆，对这一个国家一无所知。最初我想去香港，当时我还是厨师，想在香港半岛酒店后厨找份工作，但没人愿意雇用一个不会讲粤语的年轻人。几经辗转，我最终在上海浦东香格里拉大酒店找到了一份工作。2005年7月末的一个夜晚，我乘飞机从香港飞抵上海。离开浦东机场后，酒店派车来接我。在车上坐足45分钟后，我们依然行驶在浦东的小城镇和乡舍间——我猜想，上海是一座小镇。一小时后，汽车拐了个弯，到了陆家嘴。我开始看到高楼大厦——东方明珠塔、金茂大厦和我即将待上一年的香格里拉大酒店。

  彼时的中国正沉浸在2001年加入WTO的兴奋之中，大量外来人士和外国资金蜂拥而至，尤其是上海。后来我认识到，只要我离中国大陆足够近，就会被卷进这场浪潮中。中国大陆就像一块巨大的磁铁，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前往中国寻找机会。

  当时在上海的生活并不枯燥，这座城市在加快速度进行发展，一切都蕴含着无限的可能性。我一直非常困惑，要如何理解一个年轻人的机会和一座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。

  我习惯了在“泡泡圈”（在华外籍人士建立起的小社会）中生存，除了工作，我与中国的交集并不多。

  食物就是我与中国之间的桥梁。中国朋友们会带我尝试不同的餐馆，邀请我去他们家做客，给我做饭。我也尝试着和更多街头的中国人交谈，比如陕西路卖羊肉串的人，沪西集市的小贩或淮扬餐馆的厨师。

  当两种文化相遇时，外来者总会建立起自己的世界，这就是泡泡圈。泡泡圈的界限一般由语言决定，也取决于文化。早些年的泡泡圈更加开放，圈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，包括在美国长大的华裔或海外归来的中国人。大家同样作为局外人，不能很快融入上海，因此聚集到了一起。

  随后，又出现了特定国家的泡泡圈，有属于意大利人、西班牙人的泡泡圈。在泡泡圈里，我们不仅说各自国家的语言，而且还建立起了外籍人士的学校、医院、媒体、餐厅。当然，这一切都发生在中国。

  最近，泡泡圈开始变化，那些属于意大利人、西班牙人、美国西岸或北非的小泡泡因人员减少而消融，人们反而像世纪初我刚来上海时一样，回到一个为所有局外人打造的大泡泡中。

  一个细节是，外籍医院的接线电话顺序和我刚来时很不一样，如今整条信息都使用中文，最后用英文提示道：“For English press nine”。以前则是相反。

  上海外籍人士泡泡圈里的外国人分为3类，A 类是那些金字塔顶端的人，从事人工智能或电动汽车等行业，纳税较多，是政府渴望引进的“人才”。C类是那些在服务行业干着基础工作的人。

  我刚到浦东香格里拉酒店时，他们给了我两周时间找房住。我看了很多不同的地方，最后选择了南京西路一条老弄堂里的公寓，叫静安别墅，红砖砌成，总共三层楼。我搬进去的时候租金4350元，我在那里住了六年。当时，我还不知道我会在中国待这么久。否则，我会想方设法买一套公寓，这样我就发财了。2005年，我在酒店工作时，在中国生活了多年的外籍人士向我抱怨说，上海房价高得离谱，新房3万元每平方米。六年后，当我搬出静安别墅区时，房价已经涨到了约7万元每平方米，现在的价格可能远超于了10万元每平方米。

  九十年代初房地产行业曾有一个窗口期，上海的房价也更低。我在福兴路公寓的邻居们在94年以每平方米4000元的价格买下了他们的公寓，现在这些公寓的价值约为每平方米15 万元。

  我的一个朋友住在我附近的高档港资小区里，月租金为75,000 元。房子有300多平方米，能够供他和妻子以及年幼的孩子居住。

  也有朋友在市中心租了单间公寓，月租约5000元，只能勉强打开门进入自己的房间，厨房和浴室和别人共用。

  2006年，家人来中国探望我，妈妈说想去参观外祖父在北京的教堂。我大吃一惊，“为什么他会在北京有一座教堂呢？”我妈妈说，“他是在北京出生长大的”。此前我对外祖父一无所知，这才了解到一段家族往事。我的外高祖父曾是一名士兵，参与过美国内战。战争结束后，他进入俄亥俄州的一所宗教院校修习。24岁毕业时，他被任命为牧师。一天，传教士协会对他说：“海勒姆，上帝让你到中国去（当时还是清朝）”。

  1867年10月10日，年轻的海勒姆·哈里森·洛瑞带着怀孕的妻子，横跨大半个地球，作为传教士被派往中国福州。两年后，他们奉命去北京建立卫理公会在中国华北的第一个传教所。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，在经历战争之后，被迫迈入了现代化进程，起步向外国传教士开放——这里集聚了最多数量的“等待耶稣拯救的灵魂”。为执行这项宗教使命，洛瑞在中国一待就是五十多年，建了教堂、学校和医院。

  洛瑞和我抵达中国时的岁数一模一样，都是24岁。我开始自己的冒险时，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，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继续蒸蒸日上。至今，我祖辈的遗骨仍埋葬在北京的某个地方。他们的孩子们在北京长大，又在19世纪30 年代回到了美国。

  我以前常去北京出差，总会找机会去亚斯立堂（外高祖父留下的遗业，现在的基督教会崇文门堂）看看，那地方给了我一个立足点，一种类似家的归宿感，一种其他事件无法给予的和中国的牵连感。

  在很多时候，我在上海比回到迈阿密感觉更加自在。北京有深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，是国家的行政中心。在我们刻板印象里，北京的外籍人士与上海的有很大不同，他们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感兴趣，他们是为中国而来的。而上海的外籍人士则是为了金钱而来。但并非如此，我在上海过得很舒服，这是一个宜居美丽的城市。

  我在书中写到关于一位女性的故事，大家都叫她 “牛油果阿姨”，她的线年认识她的。她在上海的外籍人士中小有名气，因为她有新鲜的罗勒、松子和熏三文鱼，这么多东西在当时很难买到，进口超市是有一些，但都很小，且价格昂贵。当时要为一只牛油果掏50块钱，我们实在下不去手。姜勤高中毕业后从南通来到上海。一开始和家人一起卖地毯销售员，但她很快就想到自己不喜欢地毯生意，所以在乌鲁木齐路租下一个小摊位卖农产品。在当时，已经有外国人在那一带居住，有一位喜欢烹饪的法国女士和姜勤成了朋友，她会请求进口一些特殊食材，其中之一就是牛油果。姜勤找到水果批发商，得到的回答却是：我们不进口牛油果。如果坚持要买，就要先垫付给批发商一大笔定金，否则他们不会冒险进口牛油果。

  姜勤交了定金，买了牛油果，摆在店门口。一开始几个月里，她不知道该如何定价，仅仅以成本价售卖，每个8 元。消息眨眼间传遍了黄浦江南北，顾客也慢慢变得多，她才开始在成本价上加几块钱卖。很快，她就有了卖各种外国食品的名声，她总是花时间学习人们想要的水果、蔬菜、香料等食物的英语单词，这样她就能直接用英语和外国人交谈。

  牛油果阿姨从家乡带来几个江苏亲眷，他们每年工作362天，只在除夕和新年的头两天休息。几年前，她盘下了旁边的店面，规模扩大了一倍。她靠卖牛油果把女儿送进大学。

  牛油果阿姨曾经在上海外籍人士的一股热潮，并为自己创造了很好的业绩。但她的时代已逝去了，上海本身也已今非昔比。

  我还写过关于另一位“啤酒阿姨”的故事。2015年的一天下午，我在外出散步时，发现了张银娣开的便利店，店里有大约100 种啤酒。当时，精酿啤酒在中国还尚未流行。于是我问她从哪儿搞到这些啤酒的，为何会在这儿卖。她回答道：“我就喜欢喝啤酒”。张银娣的小店主营业务是复印，要去对面派出所办事的人都需要复印件。但她烦透了复印业务，她想，也许可以试着卖一些啤酒，如果没人买，自己总归要喝。

  我后来在供职的美食媒体上写了一篇关于张银娣的文章。本城的精酿啤酒爱好者从四面八方涌来，啤酒阿姨就这样成了超级明星。

  我的新书《洋盘：迈阿密青年和上海小笼包》最近出版了。书名取自上海方言，意思是不太了解当地风俗的外来人，甚至有点“白痴”的外来人。其实“洋盘”就是我。我在中国待的时间越长，越熟悉，越觉得这座城市复杂迷人，搞不懂她。

  我的前半生是在迈阿密和佛罗里达州南部度过的，所以我处于一种“half and half”的状态。有人会说，这是一种世界主义的生活方式。但在我看来，世界主义意味着你可以生活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，你是世界公民。但我不想离开中国，再到另一个国家开始新的生活。我不觉得自身习惯于四海为家、无所根基的生活。现在，我在中国的根比我刚来时扎得更深，而且年年都会愈来愈深。对我来说，上海是我在中国的家。还可以说，

  我穿越在两种文化中，仿佛夹在两个世界之间。回到美国时，我发现了自己无法适应，我必须询问家人朋友所谈论的、我不能理解的话题。比如，我不明白餐厅给小费的规则，因此我经常会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，我会不得不问别人是否应该给你小费。在上海时，虽然我的家在复兴路的公寓，但因为语言的问题，因为白人的面孔......